继左宗棠上奏之后，李鸿章于６月１７日上《仿照西法创设武备学堂折》。李鸿章在奏折中说：“泰西各国讲求军事，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臣与津海关道周馥等筹商，暂就天津水师公所安置生徒，名曰武备学堂。”［（３）］左、李两大臣的奏折，并非涉及海防建设的全部问题，尤其是李鸿章的奏折是有关陆军将才的培养问题，但是，朝廷以左、李两奏折为引子，发出了“海防筹议”的上谕。

６月２１日朝廷发出上谕，强调“以大治水师为主”，“著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穆图善、曾国荃、张之洞、杨昌ｈｕì＠②①”等督抚就“船厂应如何增拓，炮台应如何安设，机械应如何精选”及“遴选将才、筹划经费”等问题，“各抒所见，确切筹议，迅速具奏。”［（４）］与此同时，朝廷将李鸿章、左宗棠的奏折，一并随上谕抄录转发有关督抚阅看。

６月２１日朝廷发出“海防筹议”上谕，有关督抚遵旨纷纷具奏，各抒所见。综观奏折，筹议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五个方面。

第一，关于设置总揽全国海防事宜的中央领导权机构问题。这是“乙酉筹议”中的主要问题，也是督抚们认识比较一致的问题。

在同光之交的“海防筹议”中，督抚们并没有议及设置总揽全国海防事宜的中央领导机构问题，朝廷最后决策：“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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