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关于设领经费。这个问题直接影响着添设领事的规模。一些官员一听到添设领事便与花费巨资联系起来，认为国家财政无力承担大规模的设领之举。薛福成认为这些官员担心是多余的，事实上添设领事并不需要花费巨资。他从新加坡等领事设置经费开支情况来论证自己这一观点。新加坡领事从1877年开办以来近十三年，所耗经费实际上不到十万两，平均每年不足一万。添设上述十多处领事以每处每年一万计算，则国家每年约支出十万两。薛福成主张设领经费应由总理衙门主持下直接拨给，他不同意采用郭嵩焘的就地集资摊派的办法。薛福成针对朝廷官员中以经费不足，添设领事便是“徒多耗费，无甚裨益”之举的观点进行批判（《选集》第335页）。曾纪泽虽与薛福成本人关系甚密，但因在设领问题观点不同，曾也有多设领事，“经费难筹”、“国家无益”的想法（见《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65页），同样遭到薛福成的批判，认为这是曾在“意存推诿”之举（《日记》第826页），并以此作为曾纪泽外交上的一大缺憾。薛福成认为添设领事，表面上看来是朝廷额外的支出，但从实际收益（包括*作用）而言，这种支出是微不足道的。仅经济收益而言，如不计这些地区华侨每年直接为国家的赈灾、建设捐资在内，这些地区的华侨每年寄回的款子已大大有利于国家，可补中外之间贸易逆差，“中国贸易与各国相衡，亏短甚巨。然尚有可周转者，以华民出洋所获之利，足资补苴也。”（《选集》第334页）他列举了旧金山和新加坡华侨每年的汇款，旧金山华侨每年汇入中国的银两约八百万，新加坡则每年有一、二千万两，其他地区的侨汇则可推而知之。而中外贸易，中国每年流出的银两也就一、二千万，所以添设领事，不是“耗银”，而是“聚银”，“隐获裨益、奚止十倍百倍。（《日记》第265页）

其三，关于领事的职能。薛福成认为不能偏面夸大领事的作用和职能。中国驻外领事，“实有保护华民之责”，“遇有苛例，随时驳阻”合理合法地保护华民利益。中国领事驻外，不能如某些官员所想象的那样，只要一设领事，“华民即为所辖，竟无异管理地方者”（《选集》第334、332、335页）。他认为西方国家在中国的领事，享有裁判权是不公平的。《筹洋刍议》中将“西人在中国不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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