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参观西方学校并进行比较，他看到了中西方教育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上存在着巨大区别，深感中国教育的落后，于是提出中西应互派教师以促使中西文化的教育交流、融合的主张。他说：“中国办洋务，必须多得通达外国情形之人，并于中国设立学塾，聘洋人以教中国子弟之好西学者。又宜于英、法、德等国设立中国学塾，择中华绩学之士，以教洋人子弟之向华学者，久则声气相孚，可以扶幽洞微，暗获助益。”[2]（P211 ）他对中西方文化教育的比较及提倡互派教师的主张，既代表了他的西学思想，同时也反映出他认为中西方文化教育各有所长，中国在文化教育方面只有与西方相互交流，才能使中国逐步开放并走向世界，只有与世界融合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不至落伍。
曾纪泽不仅提倡学习西方的文化，而且自己也努力去学习、了解、钻研西方文化。如在他的日记中记有他去观看沙士比亚的歌剧《哈姆雷特》、《奥赛罗》；参观伦敦画报社、参观名画展、蜡像馆、植物园、图书馆、医学院；观看显微镜、双筒望远镜；登格林威治天文台观天文望远镜；到伦敦大书院舆地会听学术报告、参观德国著名的西门子电器局……等等活动。这些参观考察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头脑，也促使他更加勤奋地学习。出国前曾纪泽的英语已达到较高水平，临行前慈禧召见他，在谈到翻译问题时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曾纪泽回答说：“臣虽能通识，究竟总不熟练，仍须倚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来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身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转、口齿难转之别。若遣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于外国人谈议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借以停顿的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2]（P113—114）这番话一方面说明曾纪泽在出国前便认识到“朝廷遣使外洋，将来将成常局”，因此提出国家应当及早培养一批专门人才，以处理与国外的关系。同时，他也讲明虽然自己懂外语但还是需要翻译，这既是礼节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及策略。他可借翻译的时间去思考如何回答问题，所以，在曾纪泽日后的外交生涯中，在与西方列强的交涉、斗争中，充分展示出他的机智、勇敢、敏锐、果断，并常常在谈判中出奇制胜，从而使西方人不敢小看这位来自落后国度的中国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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