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作为中国派驻英、法、俄三国公使，他最大的功劳便是出色地运用外交武器，为国家争回了一部分丧失的权利，同时也使中国人认识到外交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在日记中也有详细论述，并有许多独到见解。

出国前慈禧召见他时曾问道：“你去（国外）住房如何定局？”答曰：“郭嵩焘早经赁定房屋，臣去悉当照旧，近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商量，将来经费充足时，宜于各国各买房屋一所作为使馆。外国公使在中国，其房屋皆系自造。中国使臣赁屋居住，殊非长局；且赁价甚贵，久后亦不合算。”[2]（P112）在此提出应当建立中国驻外公使馆的主张。 到欧洲后，他看到“西人之俗，公使所寓，如其本国辖境，不归主国地方官管理。馆中人役，亦不受主国官衙约束。有在外犯法者，询属某国人，即交其国公使讯治，主国不侵其权。然必确系寓居使馆、派有职事之人乃然，所谓公使应享之权利也”[2]（P164—165）。从而更加认识到外交使馆的作用不仅仅是驻外公使所在地，而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主权，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认为“公使示弱则敌情益骄”[3]（P5）， 因而告诫自己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一定要谨慎行事，“不敢轻有所陈，不敢擅有所许”[4]（P4）。曾纪泽的爱国外交思想体现在各个方面， 如当德国人倭吉格士与曾纪泽谈及英、法、德等国在交易中使用黄金而中国使用白银，这样“通市不便”，提出应当铸万国通宝银钱，按照份量、尺寸定出标准便于中西方贸易的主张。曾纪泽虽然也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但他却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暂时还不能采用。他说：“中国幅员广远，通商各埠，不过域中百分之一耳。国家岂能为此百分之一之商民，而使彼九十九分者皆改其旧习以用洋钱乎？既用者少，不用者多，则中国国家必不设局自铸银钱。国家既无官铸之银钱，而以外国入口之银钱充入税饷，无是理也。既不入于税饷，而忽设法律以防私铸，亦无是理也。法律不设，则英、法等国钱法虽佳，而难保中国之奸民不私铸以牟利，且难保英、法等国之奸商不藏于中国各埠私铸以牟利。” [2]（P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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