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节驻扎北京、公布固定税则、许可外商到广州以外的港口通商、赔偿外商因禁烟所遭受的损失，并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他们还强调美、英、荷组织联合舰队，使用示威、恫吓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2〕除了以上的请愿书外， 还有个别对华商人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就请愿书所要求的内容和建议使用的手段而论，美国对华商人是主张用武力强迫清政府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所谓的改革，实质上是横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是典型的侵略行经。 他们的以上要求形成美国19世纪上半期对华政策的框架，虽然中美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向前发展，但基本上没有远离以上的侵略政策。
由于当时通讯缓慢，大大后推了美国国会收到广州美商申请书的时日。1840年1月9日，麻萨诸塞州的众议员艾博特·劳伦斯才把它转交国会，促使联邦政府采取对华决策。美国自建国以来，在对外方面既瞩目于西部领土的扩张，又亟亟于解决与英国的若干纠纷。对华问题始终未曾唤起联邦政府的注意，这个申请书终于把美中关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众议院根据申请书的内容，向总统范布伦、财政部长利瓦伊·伍德伯里等要求提供对华贸易，贩卖鸦片等资料，对中美关系进行了讨论。〔3〕。
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以自己*经济的需求为依据，而又受到自己的军事力量所制约的。19世纪4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着它去开辟海外市场，但它还处于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在军事上尚还缺乏向远东出兵的力量，从而难以实现在华商人所提出的“炮舰政策”。再者，独立战争和英国造成的宿怨深仇以及“1812年战争”与加拿大边境纠纷所引发出来的仇英激愤，也不允许联邦政府与英国建立*的统一战线。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只能在中国被别的国家挫败之际，派一个象征性的舰队前往中国，施展借风使船的伎俩，亦步亦趋地得到他国已经取得的权益。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弗兰西斯·皮肯斯曾对中国问题明确地表示：“我们的唯一目的是把我们的贸易置于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基础之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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