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曾有学者在分析李鸿章给总理衙门所提“为息事宁人之计”的一项建议后指出：“清廷同意李鸿章的建议，遂由礼部将日本要求转咨朝鲜，而听其自行处理。朝鲜以中国之意既在‘息事宁人’，显然不会在日朝谈判中给以积极的支援，在日本武装威胁下，乃于１８７６年２月２６日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④ａ］这种看法虽与前述“劝说”有异，但也认为清政府的态度给了朝鲜某种暗示，致使朝鲜被迫与日本订约。
《江华条约》（亦称《朝日修好条规》）是日本逼迫朝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朝鲜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起点。通过这一条约，日本取得了开放朝鲜三处通商口岸，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享有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更为严重的是，《江华条约》第一款写入了“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①ｂ］的内容。日本通过这一条款，否定中朝之间既有的宗藩关系，为实现其独霸朝鲜的阴谋做了铺垫。对于为祸如此巨大的一个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到底负有何等责任，需要认真研究。笔者经过考察，认为对上述各种说法尚需进一步讨论。
一、清廷并未向朝鲜提出劝告或暗示
１８７５年９月，“云扬舰事件”发生后，日本决定抓住时机强迫朝鲜开国，以实现其多年宿愿，便派出陆军中将黑田清隆为全权办理大臣，元老院议官井上馨为副大臣，率军舰前往朝鲜追究“云扬舰事件”的所谓“责任”，胁迫朝鲜与之订约。同时，任命外务少辅森有礼为驻华特命全权公使，乘履新之机试探清政府对此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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