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裕元在收到李鸿章复函后，曾于１８７６年６月６日（光绪二年五月十五日）再次致函李鸿章［⑤ｅ］。根据习惯，此函会记载收到李鸿章复函的时间。假使如李鸿章所说，复函促成了朝日订约，则此函必然对此事有所叙述。但不知为什么，李裕元此函并未像其他一些函件一样被附录于《李文忠公全集》中，现已无从寻觅。

然而我们对复函送达朝鲜的途径，却得到了一条线索。１８７９年８月，因总署奏请，清政府谕令李鸿章利用其与李裕元曾有通信联系，函劝朝鲜向西方国家开放，借以牵制日本。在李鸿章向总署报告其劝告情况的函中曾提及：“敝处与李裕元复信，向交永平府游守，俟其贡使携去。兹因关系紧要，已加封递至盛京，请岐子惠将军妥速转递矣。”［①ｆ］由此可知，李鸿章的复函，是通过贡使捎往朝鲜的。他没有通过盛京的驿递，因为当时驿递只传送北京礼部和盛京礼部咨行朝鲜的公文。李鸿章的复函完全出以己意，属私函性质，多少还有点怕犯“轻与藩服使臣往来通问”［②ｆ］之忌，不可能由驿递代送。１８７９年这次给李裕元的信是奉上谕而作，所以才送给盛京将军岐元，交驿递专送。

对于朝鲜贡使的往来，《李朝实录》中均有记录。据载，李裕元回国后，最近的一起贡使是朝鲜陈慰使（正使李秉文、副使赵寅熙、书状官郑元和）。回到朝鲜的时间是３月３１日前的一两天，因为３１日（三月初六日）这天他们受到国王的接见［③ｆ］。很清楚，李鸿章的复函是由这起贡使捎交的，也就是说，直到３月底才到达李裕元的手中。这时，《江华条约》签字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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