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根据总理衙门的奏折，礼部又向朝鲜咨转过一次文件。文件包括总理衙门与森有礼往复辩论的照会７件，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１件。发出时间是２月２７日（二月初三日）［④ｃ］。在此前一天，《江华条约》已经签字。而该项咨文送达朝鲜的时间，则迟至３月１６日（二月二十一日）［⑤ｃ］。因而可以肯定，第二次咨文与《江华条约》的签订毫无关系。那么，１月１９日礼部发出的咨文，是朝日议约期间清廷行文朝鲜的唯一文件。
清政府这项咨文的内容，已如前述。其中既没有如《朝鲜通史》所说的“与日本作战对朝鲜不利”的“劝告”，也没有如《韩国近代史》所说“劝说闵氏政权与日本签订条约”的内容。
论者所谓“清廷同意李鸿章的建议，遂由礼部将日本要求转咨朝鲜，而听其自行处理”，也是不符合史实的。所谓李鸿章的建议，即李氏１月１９日致总署函。总署收到该函是１月２２日［⑥ｃ］。李鸿章在此函中提出了由总署劝告朝鲜“以礼接待”日本使节的所谓“息事宁人之计”。且不说清廷自始至终都未同意过李鸿章的这个建议，单从时间上说，总署１月１７日即已奏准咨转朝鲜，１月１９日咨文已经发出，怎么能说咨文是李鸿章建议的结果呢？
论者把清廷“由朝鲜自行主持”的态度概括为“听其自行处理”，如果单就是否同意与日本建交而言，倒是庶几近之。但接着便断言“朝鲜以中国之意既在息事宁人，显然不会在日朝谈判中给以积极的支援，乃……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这就把清廷的态度说成暗示朝鲜向日本妥协或推脱对朝鲜的责任了。这也是与事实不符的。清政府的“由朝鲜自行主持”的态度，是为其传统的宗藩观念所决定的。清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所结成的宗藩关系，是亚洲所特有的一种国家关系体制。在这一体制中，清朝自称并被称作“天朝”、“上国”；藩属国要接受清朝皇帝对其国王的册封，奉清朝的“正朔”，向清朝纳贡（清朝通常给以价值远高于贡物的“回赐”）；清朝则承担保护属国安全的义务。藩属国依靠中国的威势，可以免遭别国的侵犯，并巩固其国内的统治秩序；清政府的主要利益所在，则是所谓“守在四夷”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