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以周边属国的稳定来保障边疆的安全。正因为如此，清政府对属国采取怀柔政策，不侵占属国的土地，不贪图属国的财物，对属国的内政外交也一般不予干涉。正是受这样的宗藩观念的支配，清政府不仅不干涉朝鲜的内政，而且，朝鲜通过对马藩的臣服一直与日本发生关系，清政府在二百余年中也从不过问。传统宗藩观念与近代国际法观念是抵牾的，按照国际法，宗主国有权干预附属国的内政，并主持其外交。但这时的清政府，还没有接受国际法的宗主国观念，仍在按照传统的宗藩观念行事，所以，对于日本要求与朝鲜订约的问题，只能由朝鲜自行主持。这不是推脱责任，不是不给以“积极的支援”，也不是暗示朝鲜与日本妥协。从咨转文件的内容来看，总理衙门答复森有礼节略中对日本无理要求的批驳，重申《中日修好条规》中“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让，不可稍有侵越”的规定，反对以武力胁迫朝鲜订约，宣布中国有保护朝鲜的义务，都是态度明朗，毫不含糊的。至于谈到“积极的支援”，如果说这是指给朝鲜以军事援助的话，当时还没有看到这种必要。而且，即使已经很有必要，如果没有朝鲜的求援（如明代中朝联合抗倭之役），清政府也是不能主动提出的，这是宗藩关系的惯例。
二、李鸿章“函劝”真相
比较起来，朝鲜经李鸿章劝告乃与日本签约的说法，还是多少有些“根据”的。李鸿章于１８８２年为朝美议约一事对美国海军司令薛斐尔（Schufeldt,Robert W.）说：“朝鲜自古以来为中国属邦，其内政外交事宜向来得以自主，从前尚不愿与日本立约，何况泰西？彼时曾经本大臣函劝，方肯与日本立约。惟朝鲜虽奉中国意指，未经来华请教，只在本国仓猝议成，议成之后，始知会中国。”［①ｄ］如果李鸿章此言不虚，那么，尽管清朝并未以朝廷名义对朝鲜进行劝告，也完全能够认为清政府“劝说”之说可以成立。但是，李鸿章的说法，是否果真不虚呢？且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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