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一段历史，用意是很明显的，即认为朝鲜能够顶得住西方国家的打击，便也能顶得住日本的要挟。奏片还提到日本“近日一切改从西法，人心不齐，莠民乱兵时思窃发，朝廷不能驾驭”［①ｇ］。这是暗示日本未必有发动战争的条件和决心。李鸿章的意见则相反。他认为，如果不加过问，朝日之间肯定打仗，且朝鲜必败无疑。奕欣等人与李鸿章的分歧，主要是在对朝鲜实力的估计上。但他们有着一项共识，即均认为朝鲜对日本会坚持深闭固拒的强硬态度。
然而奕欣等总署大臣和李鸿章的这项共识却是错误的，过时的。坚持对外强硬政策的朝鲜摄政者大院君，早在１８７３年１２月就已经被反对势力以国王亲政为名赶下了台。代之而掌握政权的闵氏戚族一派，反其道而行之，正在寻求向日本妥协的途径，以减轻来自日本的压力，从而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大院君的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只是由于大院君势力的强大，他们有所顾忌，才没有马上与日本妥协。清政府一向对朝鲜的内政不闻不问，所以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
史实表明，在这样一种国内背景下，朝鲜当政者根本不希望从中国取得支持以对付日本，甚至根本不愿中国与闻朝日关系之事。
云扬舰炮击事件发生之后，朝鲜政府一直未将此事告知中国。清政府是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郑永宁的函［②ｇ］中得知此事的。近代以来，凡发生西洋舰船侵入朝鲜海域的情况，朝鲜无一例外地要向中国通报——“洋匪滋扰，移咨中国，即近例然”［③ｇ］。日本人虽不被视为“洋匪”，但云扬舰事件的严重程度却不下于“洋匪滋扰”。连日本都已向中国通报了情况，而奉清朝为“上国”的朝鲜却对此秘而不宣，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１８７５年１２月中旬，日本派出的先报使广津弘信到达釜山草梁馆，向朝鲜政府通报日本将派特使前来追究“责任”。接着，在釜山又发生了倭馆日本人杀伤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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