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侵朝的野心，清政府早有认识和防范。１８７１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于第一条中写入“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③ｂ］的话，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就是“实欲预杜此意”［④ｂ］。所以，总理衙门在接到森有礼提交的节略后，自然以《修好条规》作为与森有礼交涉的基本依据，反对日本对朝鲜的武力要挟。１月１３日，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欣具节略对森有礼做出答复，首先辩明朝鲜的无辜，然后针对日本的恫吓，严肃指出：“中国之于朝鲜，固不强预其政事，不能不切望其安全。”这等于说，日本如果动武，中国不能坐视。复文驳斥了森有礼的强词夺理，最后表示：“唯希贵大臣转致贵国政府，不独兵不必用，即遣使往问一节，亦须自行筹画万全，务期两相情愿，各安疆土，终守此修好条规两国所属邦土不相侵越之言，是则本王大臣所切盼者也。”［⑤ｂ］

１月１７日，奕欣等将与日使来往两件节略呈奏。奏折叙述朝日起衅及森有礼来华交涉经过后提出：“臣等查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惟使臣森有礼既到臣衙门面递节略，自应转行朝鲜，俾得知有此事。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门照录往来节略，照案咨送礼部备文转交朝鲜。”［①ｃ］当时朝鲜事务归礼部管理，清政府遇有需同朝鲜交涉的事情，一般都由礼部具咨文，通过盛京礼部转递朝鲜。清廷准总理衙门奏后，礼部即于１月１９日将此奏折及两件节略“由五百里飞咨”朝鲜国王［②ｃ］。朝鲜收到此项咨文，是２月５日（正月十一日）［③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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