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朝鲜是以对外实行锁国政策、敢于对抗西方强国而闻名的。１８６６、１８７１年法国、美国几次派军舰攻打朝鲜，不仅没有使朝鲜屈服，自身反而遭受打击，败逃而归。但是，李鸿章早就认为，“朝鲜能拒西洋，国小而完”，只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是因为“法美皆志不在此”［①ｅ］。而日本则是蓄谋已久，志在必得。就国力和军力来说，朝鲜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所以，李鸿章一面主张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一面又担心朝鲜依然采取深闭固拒的态度而招致战争。

就在得知森有礼来华的消息后不久，李鸿章恰巧收到朝鲜前领议政李裕元的一封信。李裕元是朝鲜国王李熙的叔父，在朝廷地位显要，秋间奉使来华，返国时途次永平府，将书信一封和礼品数件交知府游智开，请其转寄李鸿章。信的内容仅为表达仰慕之情，显然意在结纳这位清朝权臣。李鸿章立即复函说：“东方为中华屏蔽，方今海滨多故，尚冀努力加饭，益摅忠谟，宏济时艰，实所厚望。日本与贵国疆宇相望，迩来交际如何？中土幅员过广，三面环海，揆厥形势，既未能闭关自治，不得不时加防备。”［②ｅ］复函措词虽然婉转，但意思还是很清楚的，就是认为在目前“海滨多故”的形势下，已经不可能再闭关自治了，应该因时制宜，适应形势的变化，既要跟日本建立正常的邦交，又必须时刻对其加以提防。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绝无劝朝鲜不顾权益苟且订约的意思。

李鸿章所谓朝鲜经其“函劝”方肯与日本立约，显然是指这一复函而言。那么，复函是否真的对《江华条约》的签订产生了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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