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月的时间。斌椿回来后，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曾召见他问询情况，他的《乘槎笔记》一卷也由总理衙门奏呈同治皇帝。（《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46卷17页）
这是近代以来清朝第一次派官员前往西方。人们从《乘槎笔记》里可以看到一个真实而又迥然不同的西方世界。或许这是斌椿一行的最大收获。但它不是正式使团，没有担负任何外交使命，也没有和外国进行任何交涉。
斌椿出洋是清政府想了解外国却又碍于礼节情况下的产物，也可以说是派遣常驻使节的一个试探。虽没有重大影响，但也没有给清政府带来任何不利，这本身对清统治者就是一个鼓励。赫德从欧洲回来后，几乎每次去总理衙门，那里的大臣都和他讨论遣使问题。（Robert Hart，Note on Chinese Matters，转引自Frederick W·Winiams：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New york，1912、PP、286。）奕䜣也经常向外国公使打听有关派使方面的事情。看来总理衙门是有正式遣使想法的。
在清廷同意赫德一行游历欧洲后的第十六天，即1866年3月5日，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ford Alcock）向总理衙门递交了参赞威妥玛（Thomas F·Wabe的《新议略论》，其中有关遣使种种，比赫德的《局外旁观论》更为详细和具体，并指出“泰西诸国素以相派大臣为尽来往之礼……，中华果愿一体互派，其益有二：如今中国独立，不与邻邦相交，各国未免心寒。能与相通，庶可易寒为热，则各国既有关切之心，斯其无故侵占之渐，较易防堵；抑或适与某国因事较论，中华果为有理，其余各国，必须帮同。若非用力相助，亦可用言解劝。”（《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40卷29—30页）《新议略论》引起了总理衙门的重视，它担心1868年修约时列强提出新的侵略要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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