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筹办夷务始末》中的记载，有三人对此发表了看法：崇厚、刘坤一、马新贻。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同意遣使常驻外国，认为这是西洋通例，应“豫筹遣使之道，”并就礼节问题“先事酌定”。（《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40卷41卷28页）刘坤一和马新贻都表示反对。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认为这是“以柱石重臣，弃之绝域，令得挟以为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40卷41卷44页）浙江巡抚马新贻认为，外国人很可能借此机会，“入朝秉政”，“而与我使臣以秉政之虚名”。（《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40卷45卷46页）赞成与反对的比例是一比二，反对者明显占优势，另外一些人虽然有奏折，但根本就没谈到这个问题，其他一些人则索性没止奏折。这说明虽然总理衙门认为遣使驻外已很有必要，但地方大吏对此却不太重视，或根本不重视，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从刘坤一、马新贻奏折来看，他们对常驻使节这一国际惯例缺乏真正的了解，因此，其反对意见也是站不住脚的。

1867年，离中英《天津条约》规定的修约期只差一年，依照前次的经验，英国必定借此机会，提出进一步的侵略要求。10月12日，总理衙门奏请饬下各将军督抚就内政外交各抒己见。朝廷很重视这场讨论，要求“务于十一月（阴历）内奏到，毋稍延缓。”并在上谕后面附有总理衙门信函，将遣使问题也列入讨论范围。信中关于“议遣使”一项写道，遣使驻扎，西洋皆然。中国虽以“各国至中华，通商传教，有事可办，故当遣使；使我中国并无赴外国应办之事，无必遣使”，拒绝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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