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三次派人前往西方的活动，其动机各不相同：游历为修约作准备、道歉。前两次是有意为之，后一次是不得已而为之。前两次虽有局限，但为以后清政府派遣常驻使节提供了经验，打下了基础，增强了清政府派遣常驻使节的信心。同时也给同文馆的学生提供了锻炼机会。这些人后来大都在使馆中比较称职地担负起了翻译工作。（在这三次派人出洋中，共有八名同文馆学生随同出洋，其中五人后来担任使团的翻译，并有两人（张德蠡、庆常）担任过公使，一人（联芳）担任过外务部侍郎。（《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37—40页））

派人出洋也大大拓宽了外交视野。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册21页。）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注意了解外情，开一代风气之先。后来魏源在他《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了《海国图志》，徐继畬也编了《瀛环志略》出现了一批介绍西方史地的著作。人们可以从中大致窥视到另一文明体系的存在。但由于都是第二手资料，所以局限性也很明显。从六十年代开始出洋考察，游历及出使的人员，虽然还是以《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作为他们了解西方的启蒙读物，但已担负起了印证、扩展和深化这些知识的历史使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1卷20页。）这无疑有助于外交视野的开阔，增加对外国的认识和了解。同时，这种对西方进一步的了解也显出了它自己的局限性：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谈不上深入的了解。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派遣常驻使节。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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