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政策”取得了清政府的好感，于是总理衙门建议派蒲安臣为使，前往西方，总理衙门认为西方遣使驻扎外国，也并非都是本国之人，所以中国不妨用蒲安臣出使，这样还可以避开礼节的难题。1867年11月21日清政府正式派蒲安臣充“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51卷26—29页。）中国方面，派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52卷2页。）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正式派出外交使节。历时两年多，经过十一个国家，可说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空前的举动。这次出使丰富了清政府的外交经验，进一步增强了清政府派遣常驻使节的信心。但同时，由于美、英等国都向该使团作出了不在即将举行的修约谈判中为难清政府的承诺，使得清政府错误地以为仅仅临时遣使就能达到使列强让步的目的，因而延缓了派使驻外的进程。本来清政府认为势在必行的事却拖了下来。
这中间清政府也有一次临时遣使，但并不是作为中国派使西方过程中的必然步骤，而是一次体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出使。
1870年6月，发生了天津教案，法国公使借机提出无理要求。清政府在惩办了四十多人，赔款之后，又迫于压力，遣崇厚前往法国道歉。
崇厚在呈递道歉国书时，总统梯也尔曾提出希望中国遣使常驻法国。（张德彝《随使法国记》（原名《三述奇》）26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版。）崇厚使法，开了一个可恶的先例，后来发生马嘉理案后，英国就援引出此例，要求清政府派使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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