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过了两个月，只有陕甘总督左宗棠，两广总督瑞麟，盛京将军都兴阿发表意见，清廷只好再次发布上谕，催促迅速复奏“不得以空言塞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52卷25页。）

共有十五位督抚将军就此发表看法。其中十一人不同程度上持赞成态度，四人反对。赞成有占压倒多数，与上次的讨论形成鲜明对照。总理衙门明确的赞成态度，修约在即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时间仅隔年余，赞成者就占了上风，说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遣使的必要性。在赞成者中间，以在清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曾、左、李态度最为明朗、坚决。他们都赞成总理衙门的分析，认为费用、人材虽然应予考虑，但并非主要问题，不难解决。曾国藩认为“论者或恐使臣之辱命或惮费用之浩繁，此皆过虑之词。”（《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54卷3页。）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分析最为独到。他认为这个问题虽由外国人首先提出来，但对中国“未尝无益”，他认为使节不但可以和驻在国进行交涉，而且可以援引该国的“政教法律”，作为交涉的一个武器，这是其他人所没有想到的。他还把遣使和洋务运动的求强活动直接联系起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55卷12页。）部分赞成遣使的人态度比较模糊，对常驻提出了种种疑虑，在人材、经费方面也有一定的担心。在反对者中间，也基本上以种种实际困难如人材、经费等为理由，他们主张以派遣临时使节为最佳，象上次讨论中那样根本不明遣使的意义而加以反对的人是极少的。

在第二次讨论的同时，为了说服列强不要借修约之机提出侵略要求，又准备派遣临时使节，游说各国。但又没有合适的人选，礼节问题也是个难题。恰值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要卸任回国，在辞行时说中国以后有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蒲安臣在华期间（1861—1867）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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