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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近代史观的展现及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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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5: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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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2]。确切地说，上述四点远不能建构起一个完整和严密的方法论体系，只能算是在反思层面上提出的研究取向的导引。虽然柯文本意是想摆脱“西方中心观”框架逻辑实证主义的缺陷，并追求历史的独特性和真实性，但关键是柯文所依托的价值标准和话语体系，毕竟还是源于西方。尽管在西方的知识体系支持下，我们可以概括出中国历史的独特一面，但这能否接近中国历史真实始终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主题。或许正是受柯文的研究以及困惑的启发，所谓比较史学的研究模式日渐兴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美籍华裔学者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8]一书，正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比较研究方法，即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通过互为主体，得出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
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再到世纪末的比较史学，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正是在这样一种激烈的反思过程中趋于成熟。如果说这几种模式各有所取的话，那就是，“西方中心观”在于其所建构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和“传统—近代”的分析框架；“中国中心观”在于其所导引的研究取向；而比较史学则在于其方法论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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