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在于其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的认识上。无论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还是“传统—近代”模式，对于近代中国的西方因素作用普遍持单一的肯定态度，即认为西方冲击是必不可少且有益的。与之相反，帝国主义模式则发展出一种新的见解，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解、民族灾难、无法发展前进的祸根。不过也有少部分人坚持其有益的观点。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帝国主义模式主要关注的是经济领域。这恰与现代化理论的争论与批判潮流相一致。众所周知，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首要标志。什么是工业化与如何工业化两大问题以及因此而出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突破了以往普适的西方国家发展经验，开始着眼全球。20世纪70年代亚洲和拉美的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与帝国主义关系的争论，迅速反映到历史领域，主要体现在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在这两大地区作用的分析方面。可见，这种背景下孕育出的中国近代史观，与前两种史观相比，视野是拓宽了，然而，问题也最严重。其原因是这种史观更多地带有道义上的考虑，结果常常是分析很难令人信服，柯文的批判足以说明这点。
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到帝国主义模式，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无论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还是史料的丰富，均有了明显的发展。然而，这三种模式均涉及这样一个前提，即近代中国所可能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的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审视，这样的预设或者说“西方中心观”思想，是很难深化的、复杂的中国近代历史画面。因此，史观上的突破是必然的，柯文就是一个典范。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三种模式提供了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的切入口；特别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和“传统—近代”模式，如果能摆脱西方话语体系的束缚，对我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二、柯文“中国中心观”的形成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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