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20篇书评[1]，奠定了美国中国近代史良好前景。其中，他在与邓嗣禹合作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一书中，首次比较明确地提炼出“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框架至少有两层内涵，其一是单一决定论思想，换言之，即：在社会、经济、*及思想领域，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主要是由西方的挑战所决定的；其二，上述思想招致的相应评价就是，西方扮演着主动的角色，中国则扮演着远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角色[2]。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只能说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的最初预设。其思想背景的关键，与“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或者有人称之为“美国精神”突显为世界文明的主流和发展趋势是紧密相联的。由是，在美国史家的观念深处，近代中国历史就自然被推演成一个在西方冲击下如何汇入西方世界的过程。很显然，这是一种带有史家自身情感、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研究。当然，中国近代史料的完备和丰富也是一个不应回避的因素，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着史观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由于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学科现状和语言等因素方面存在的限制，这一时期主要的中国近代史料集中在中西有直接关系的层面，如费正清就长期关注于海关史料的整理，这又使“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得以强化，同时也简单化了。
“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过分简单化的特征即使在其所重点依托的领域也时有体现。柯文就是从这一视角出发直接击中了“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框架的症结：太平天国运动、自强运动、抗外运动这三起晚清与西方有关联的史实已很能说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框架的简单化，结果往往与复杂的历史真象有着很大的差距。由此，柯文提出了一种矫正办法，即把中国这一方划分成最外层带、中间层带、最内层带三个层带，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冲击的实际影响作对应的分析，提倡非单向的“冲击—回应”网络。柯文的分析是很有建设性的，他及时总结了美国学者在运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的过程中出现的过于简单化的倾向，并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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