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60-70年代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后起之秀，柯文自觉接受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中国史研究的传统训练，这从他早期的著作以及研究思路可以看出。如果柯文继续这一思路，他很有可能会成为哈佛中国史研究主流学派的继承者。但事实是，在柯文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西方史学思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折，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观念及方法，开始播入美国并充分发挥影响，受此感应，中国近代史研究进入了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其主要表征为；从记述个别“显要人物”的活动转向研究普通人与“社会底层的力量”，从狭隘的*军事史转向探求社会历史的“结构”与“总体”[7]。柯文就是在这一思想路向下进入中国近代历史的深层。其贡献主要有二：一是在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上，柯文突破了以往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局限于上层知识分子的藩篱，而转向以王韬为代表的底层知识分子，甚至可说是边缘性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思想、行为乃至心路历程，做了适度的展开，给人以一种中国近代历史的整体观；二是柯文不囿于当时将中国近代史开端定于鸦片战争的主流观点，而将考察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上推至19世纪初，甚至更早，力求通过这样一种“长时段”的研究思路来理解中国近代历史。可以说，柯文心目中中国的“形象”与美国中国近代史学者的主流观点大相异趣。在经历了与“西方中心观”框架的紧张关系之后，柯文自觉地走向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之路，也就是普遍所称的“中国中心观”模式。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模式建基于他对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观”几种模式的系统批判以及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躬行实践。其特征柯文正面归结为如下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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