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情况看，意大利人利玛窦等人的传教活动虽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传教士中某些人奉行文化侵略的政策也一天天暴露出来。他们在中国刺探消息，盗窃国情，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清政府许多机密文件，通过传教士而传到外国。如康熙年间由传教士参加绘制的《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的重要机密，但不久巴黎就出现了副本。清政府和俄国举行谈判，耶稣传教士担任译员，他们又趁机把中国内部情况泄露给俄国，甚至帮助俄国收买中国官吏，如教士巴多明替俄国收买了大学士马齐，使中国在《布连斯特条约》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康熙晚年，他们还插手皇位的嗣立问题，引起了雍正的恼怒，处决了参预其事的传教士穆经远。

　　以上情况表明，自万历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虽在传布科学、文化知识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他们中的某些人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先遣队，推行文化侵略政策。康熙年间出现的所谓“大礼仪”之争，正是他们侵略性质的暴露，其目的是解除中国人民的思想武装，唯教令是从，以便对中国进行奴役和侵略。早在1596年一位西班牙领航员桑德船长就说：“开头我们国王派几个修道士到想要征服的国家去，这些人使那个国家的人的依我们的宗教。到他们取得巨大进展的时候，就开进队去。新皈依基督教的人投入部队，然后收拾其余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严中平：《老殖民主义史话》，第328页。）真是绝妙的供词，西方殖民主义者是这样干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暴露了他们侵略的马脚。

　　所谓“大礼仪”之争和清廷的禁教都不是偶然出现的。根据罗马教皇的指令，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教士铎罗就曾携带教皇的命令来到北京，命令中禁止中国入教者祀孔祭祖，并要传教士防止把“上帝”“天主”和中国人一向崇拜的“天”“帝”相混淆。铎罗来到北京，康熙多次接见他，向他解释：祭孔是尊重圣人，祭祖是不忘养育之恩，敬天事君是“天下之通义”。不同意传教士的做法。但铎罗不理睬康熙的劝阻，离开北京到达南京后，就公布了教皇的命令。因此康熙看后十分生气，马上逮捕了铎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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