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页。）这种恃强深入城乡的做法在中国人民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传教士进入城乡，以清朝封疆大吏自居，擅作威福，干预中国的政事。例如，法国外方传教会贵州主教胡傅理自居于巡抚之上，动辄乘坐紫呢大轿，由100多人组成的仪仗队前呼后拥，去拜会巡抚和提督。他还保举亲信人员升任官职，对不称心的官员要求加以撤换。引起了贵州青岩教案。又如德国圣言会主教安治泰，为德国争得山东天主教部分护教权后，更加飞扬跋扈，经常干涉总理衙门的事务，自由出入于地方官署，随意对其不喜欢的官员进行指责，并要求清政府加以处分和撤换。引起了山东官员的极大不满。传教士除了与地方大吏分庭抗礼以外，还干涉人民的世俗生活。1872年，江阴地方修理孔庙，按照向例，所需经费由地方按人口摊派。传教士以天主教不信孔子为由，不允许地方向中国教徒摊派收费，引起纠纷。这类事件，在各地都有发生。
传教士还包庇教民，干涉词讼。传教士为了加快使中国基督教化，不分良莠，发展教民，致使许多被当地人民痛恨的地痞、流氓、无赖进入教内。这些人一旦入教更加猖狂，强占土地、奸污妇女、明骗银两、横欺良孺，无恶不作。而每当他们被当地官府传讯或被当地群众告发时，传教士则出面极力包庇，甚至不惜出面干涉词讼，破坏中国的司法主权，致使教民成了中国的特殊公民。而受害百姓“实无求生之路，死者亦无可伸之冤”（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50页。），当地人民对此恨之入骨。如1868年的酉阳教案，就是因为川东主教范若瑟到蜀传教，“不论其人好歹，一经入教，恃势横行。范主教专喜传教，习教之人生事，即可勒赔巨款”（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49页。）所致。
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为了笼络人心，扩大教会的影响，办了一些“慈善”机构，育婴堂便是其中之一。传教士本来就认为“作为一种传教手段，慈善事业应该以能被利用引人入教的影响及可能性为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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