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的康熙帝逐渐认识到传教士的侵略面目，开始限制传教士的活动。到了雍正年间这种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进一步激化，传教士的不法活动更加猖獗，受到各地政府官员的反对，雍正帝才下决心禁止传教士的活动。雍正对传教士巴多明等人说：“汝等欲中国人人为天主教徒，此为汝教之宗旨，朕所稔知。果尔，则朕等将为何种人？将为汝国君之臣属耶？”（《启示和奇妙信札》，第3卷，第364页）从雍正的话中，已表明他意识到传教士在进行文化渗透，为其本国殖民主义者效力的反动目的。
“大礼仪”之争和清朝的禁教措施就是在上述情况下进行的，显然这不能单纯用“中西文化冲突”加以解释，而是具有严肃的文化侵略和反侵略的性质。康熙帝的限教、雍正帝的禁教都是正义的、爱国的行动。
在看待“大礼仪”之争等类的问题中，不能孤立地只看到表面的所谓“文化”现象，更主要的是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其本质特点，才能得出较公正的历史判断。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传教与禁教之间有“文化冲突”的因素，甚至某些斗争由文化冲突所引起，但是分析事物的性质，总要区分其主流和末流，区分其本质和现象。我们决不能用“中西文化冲突”去掩盖侵略和反侵略的实质，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二
时间进入19世纪后，清朝皇帝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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