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同样是经不起分析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下面让我们看看教案发生的原因，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

　　传教士一进入内地，首先引起民教纠纷的是：他们恃强要求发还教产，强租土地建堂。如法国传教士根据清政府准许“发还旧址”的承诺。奔赴各地，要求退还康熙、雍正年间被没收的天主教堂。但由于时间过了100多年，被没收的教堂，有的屋主多次易手，有的几经翻修，已没有退还的条件。但法国传教士，强指绅士华丽房屋为昔日教堂，迫令退还，或者任意索取绅民所尊崇的公所、会馆、庙宇等。南京一些教堂在清初被没收，其中汉西门外原旧耶稣会的神父住院已改为仓库。法传教士强行索要，江苏巡抚建议“可以划出城外一方土地作为抵偿”（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142页。），但传教士认为南京收回教产致关重要。“省里各地知府和知县郎以南京为榜样，所以必须在这座大城市收回教产，以影响其他地方”（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140页。），为此，法国公使三次派兵到南京要挟。这些强盗行为遭到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反抗。以上类似事件，在江西、湖北、四川、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奉天、广东等省都发生过，并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传教士依靠本国武力的保护，深入城乡，胡作非为，干预*和社会习俗生活，引起群众不满。以长江流域为例。1864年，天主教江南教区教士雷遹骏，在炮舰的护送下，先后到达通州、镇江、扬州、南京、安庆、九江、汉口等地，“拜访”当地知府、知县，让他们协助在城内购买土地，建造教堂。一位传教士得意地写道：“传教士由于有军队护送，地方官比较重视。”（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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