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甚深”，决非“铜臭小儿”、“毫无知识”。连湘军总头子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石达开狡悍为诸贼之冠”（《曾正文公全集》奏稿。）左宗棠也说：“石逆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且“不甚附会邪教俚说”（《左文襄公全集》书牍。）。那么，为什么却会出现“每见杨贼诡称天父附体造言时，深信不疑”的矛盾现象呢？这正好说明了石达开在内部矛盾斗争中特别是通过天父下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他所处的地位如坐针毡，在“天父”面前他手足无措、无所适从的狼狈处境。“不甚附会邪教俚说”的石达开决非害怕那个子虚乌有的“天父”，而是既害怕杨、又害怕洪、韦。矛盾双方都是权威赫赫的大人物，都是他所惹不起的，石达开已处于夹墙之中。
第二，所取态度。在领导集团内部的明争暗斗中，石达开的态度是“尊奉洪杨韦三贼若神明”。但这件事本身，它的正面虽是“尊奉”，而背面和内心却是恐惧害怕。因而对哪一个都不存在恶感，对哪一个都不敢违抗。然而，他已深深地陷入这场矛盾斗争之中而不自觉。
第三，所起作用。石在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他所处的地位和所取的态度决定的。正因为他处在洪、杨、韦之间的夹墙中而诚惶诚恐地顶礼谟拜“天父”，所以“杨贼喜其诚悫，故屡委以军事”。于是石达开就不能不为杨秀清所利用。他一贯听从杨秀清的指挥而从未发生过任何抗命事件。建都天京以后，不仅杨利用石牵制韦，而且在杨洪矛盾日趋激化和洪视韦为“心腹盟弟”的内部矛盾斗争形势下，石也就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杨党或起到杨党的作用。天京变乱正是在这么一个内部矛盾斗争的背景之下酝酿并爆发起来的。
关于石为杨党，这不仅是天京变乱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也是洪、石矛盾产生和激化的关键。因而，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诚然，“杨秀清平日性拗”，不仅“韦昌辉屡受其辱”，而且石达开也受其欺凌。这正如李秀成所说的，“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纲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甚，此三人积怨于心，口顺而心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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