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资料中，有些资料如《□牖余谈》和《金陵兵事汇略》两书，不仅成书较迟（前者撰成于清同治十三年即公元一八七四年，后者撰成于清光绪十二年即公元一八八六年），而且基本上根据“天京事变”后一、二年内已发表的中文材料撰写的，我们可以暂不去涉及它。至于其他的资料，我们必须根据资料来源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提供资料者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身份、地位和所处的环境，进行认真的全面的综合分析，才能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区别野乘、信史，从而确定其史料价值。为此，我们不妨作如下的比较。关于清方的记载。由于材料主要来源于混到天京去的密探的报告和从天京逃出来的所谓“难民”的口述或私人笔记一类。这些材料不仅大多得自传闻，而且也往往作了歪曲，真实性大打折扣。关于太平天国方面的记载。石达开和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的重要领导人，他们提供的材料当然要比上述传闻真实而重要得多。杨秀清被杀害时，李秀成本人不在场，当时他正在丹阳前线，他知道的关于天京事变的情形，或者如他本人所说“天王诏书明教”、或者就是后来洪氏集团中的人提供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仍属传闻，但毕竟不同于道听途说，它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李秀成自述》中亦有不可靠之处。例如，，有人相信《李秀成自述》中的说法，认为石达开是参与韦昌辉等密议诛杨的，其实这是不可信的。石达开是在韦昌辉等人杀害了杨秀清并大肆屠杀杨秀清的部属时，才得到消息，“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根据石达开的身份及其所处之地位，应该承认在东王杨秀清被杀害这个问题上，《石达开自述》比《李秀成自述》更直接、更可靠。尽管石达开在提供这一情况时身陷囹圄，许多问题不能尽道其详，但从字里行间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关于外人的记载。布列门治和麦高文所提供的材料是两个欧洲人（其中一个就是爱尔兰人肯能）的口述。这两个欧洲人于一八五六年四月在镇江投入太平军，以后跟随燕王秦日纲参加天京事变，后来在安庆离开太平军回上海。他们在太平军里呆了约九个月时间。布列门治的通讯是在天京事变不久，采访了这两个欧洲人和一个不记姓名的中国人，并根据他们的口述记录整理发表的。麦高文则是在布文发表几个月以后，觉得有些重要情节还需进一步敲实，再次采访肯能写出的通讯。一方面由于被采访的几个人都是秦日纲的亲随，参与杀害杨秀清的密谋行动和目击事件的经过；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口述这一事件经过时，处在既不受清方管辖、也非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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