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洪仁玕是否从基督教方面接触到西方民主*，也就是基督教和民主*的关系问题，本文暂不讨论 。仅就鸦片战争前后来华的传教士所宣传的教义而言，他们 多半是属于“基本主义者”。什么是“基本主义”？“基本主义”即在教义上墨守传统的正宗教条。《圣经》是上帝的言语，是最高权威，不能有任何怀疑。凡是《圣经》上所说的，应该一概照办。凡是不信奉基督教的都是邪教徒 。洪仁玕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基本上也是这种看法。他说《圣经》“非人手所作”、“心心印、句句真”，但是他又认为“宜以本心良知理会一番” 。因此，一八五九年仁玕到天京后，竟然能够冲破基本主义的藩篱，坚守拜上帝教教义和洪秀全是上帝次子的说法，走上革命的道路。抱着满怀希望，企图通过仁玕改变太平天国宗教的理雅各，不得不伤心地说：“他（仁玕）已毁坏了自己的信仰和良心，我们深为忧虑！” 洪仁玕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正确抉择。他之所以称为革命家而不以传教士载入史册，也正是由于这一点。

还有一个教义上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无论是罗孝全或是韩山文都和郭士立的“汉会”发生过关系。洪仁玕所阅读过的《圣经》又是郭士立的译本，是否“汉会”的思想也间接地影响到仁玕？什么是“汉会”的思想？简单说来，郭士立的“汉会”认为基督教应使人们达到一种基于公有制的兄弟般的平等关系；在中国传教的最好办法是通过雇用中国人来担当这些任务，让他们自行组织，自己去传道和散发小册子。郭士立从一八三四年以后在香港训练中国教士，派入内地工作，一八四一年组织“汉会”，曾经派教徒到宝安、东莞、潮州、新会等地，向客家人传教。据说“汉会”有会员三百人，其中五十人担任传道。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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