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洪仁玕广泛地呼取西方文化知识，尽管通过西方传教士所接触到的科学文化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十九世纪中叶，他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下，能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以革命者的立场，有所取舍地吸收了建设新中国的有用资料，为他的现代化中国的蓝图提供一砖一瓦，不愧为先进的中国人，这也是西方传教士所没有料想到的。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初期，西方传教士大多数表示“同情”，他们着眼点主要是在宗教方面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希望“此次之革命将推翻翻偶像之崇拜而开放门户，使福音得普传于全 国”（罗孝全语） 。他们对洪仁玕的要求是让他把太平天国的宗教纳入基督教的规范里，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正如理雅各所说：“我（理雅各）很喜欢他（仁玕），并深感他的忠实友谊。在南京只有他一个人掌握基督教的真理和丢弃他的同伴们所有的错误。” 表都思的结论是：“这个国家对宗教和商业开放，还将引进科学的改革，这些措施不论对赐予者或接受者都将获益。” 所以他们对洪仁玕的革新计划，也抱有某种幻想。但是洪仁玕和西方传教士的根本分岐在于洪仁玕所要建立的国家不论宗教上或是革新计划上都是独立自主的，拜上帝教的信徒们是革命者而不是西方传教士雇佣兵。《资政新篇》是建设新国家的宏传监图，而不是为了适应西方侵略势力所做的某些枝节改变。这种分歧无法弥合，终于西方传教士公开敌视太平天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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