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孙淦致汪康年信中说：“迩来日本无所闻，唯康初到时，日人皆谓奇特之士。这来日著论说，一味蛮骂，又印康工部求救文，分送各处，见者轻之，想亦无能为矣。”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451页。）因此，说明他思想的内涵和价值就是梁当时的工作之一，《清议报》创办宗旨中的“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和“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两条就包含了这样的用心。《清议报》第11册起在《支那哲学》栏目中发表康有为的《阖闢篇》等五篇论著，以帮助时人了解康的思想。（注：关于康有为《阖闢篇》等早期著作的研究，可参阅《康有为维新理念的形成》，蔡乐苏等著《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第85-167页。）在“澄清”政变原因的时候，必然要涉及变法方略的问题。康梁当时在多种场合发表意见，一直坚持认为“大变全变”的变法方略切实可行。（注：如梁启超在致品川弥在郎书和与近卫笃麿的会谈中都说明这一点。分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62页和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90年11月。）但康有为的思想和新政的关系须加以说明，这样关于新政本末的介绍就很有必要了。
《戊戌政变记》中有关新政内容的结构恰与《清议报》第1期伊藤博文的演说构成了直接的呼应关系。第二章《新政诏书恭跋》极力颂扬光绪的“英明仁厚勇决”，称他为超过了“四千年尧舜禹汤文武”和“汉唐宋明之主”的“圣主”（正是“英迈超群帝者”）。第一章《康有为嚮用始末》说明康的作用是“启沃圣心，毗赞维新”，并且暗示他是孟子所说的“法家拂士”（即所谓“才识卓拔之士”）。（注：《新政诏书恭跋》，《戊戌政变记》，第29页。）
对于光绪的颂扬除了大量散见的语句之外还有专篇的《光绪圣德记》。这从对新政内容的展示中也可以看出来。新政的内容在《新政诏书恭跋》一节中作了介绍，但是其内容实际是根据《上大隈重信书》来选择的，也可以说《新政诏书恭跋》是增加了篇幅的《上书》。《上大隈重信书》中所列新政措施有“千余年八股取士之法，一旦毅然废除，遍设全国大学、中学、小学，注意教育制度”，“汰裁冗员，改革官制”，“许天下士民上书，下诏罪已，延见小臣”等内容。而在《戊戌政变记》所选的全部60道诏书中，与上书所说的新政措施直接相关的共有45道，占总数的75%。其余的诏书中，照应全书讲述政变原因的诏书有9道，剩余的6道诏书所占比例只有10%，其中的大多数还可以归入广义的“改变官制”一类。真正难于归类的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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