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皇上之英明仁厚，真旷古所罕有……使皇上能有全权，则期三年之间，必能尽扫千年之旧弊，尽行欧米之良法。即以数月以来之新政言之，千余年以八股取士之法，一旦毅然革除，遍设全国大学、中学、小学，注意教育制度，汰裁冗员，改革官制，许天下士民上书言事，下诏罪己，延见小臣，凡此诸端，皆支那数千年以来君主所不能行者，而皇上奋然行之，其明断已可概见矣。然此数月之中，皇上固未能行其志也。西后事事掣肘，每欲举一事，必须多少之勉强始能准行，或准行其末节而不准行其本原，或准行其一端而不准行其全体。故数月以来改革之迹，其于皇上心中之所欲行者，犹未及十之一也。皇上之意，欲设制度局于宫中。依贵邦明治初年之制，置议定、参与等官，取各衙门办事之规则而更定之。因遣人游历贵国，考察法规，欲设地方自治之制。欲聘贵邦及英米各国人为顾问官。凡北京各衙门及地方自治衙门，皆设顾问官，聘贵邦人为之。欲易服以壹人心，欲迁都以脱垢腻，欲去朝觐拜跪之礼。（注：《上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63页。）
梁启超注意到日人对接受援助者是有期待的。《清议报》第1册“东报译编”之《伊藤侯论支那》篇云：“十二月十日，宪政党张盛宴，以宴伊藤侯……次伊侯登坛演说漫游清国情状。其言曰：……今试论中国内政……然遽以数千年所继承之文物制度，以及土风民欲，一旦革故鼎新，此岂一朝一夕之所能哉。必俟有英迈超群之帝者出，而以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弼，然后能创立一大英业也。”（注：《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于是就有了《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清议报》第1册）和《光绪圣德记》（《清议报》第9册）的发表。康有为的权威性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康宣称自己是“奉诏外出求救”，但是并没有得到日人的重视。（注：189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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