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廿二日严禁民教冲突上谕，但是符合梁启超信中所说的“英明”和“不排外”。所选的诏书集中在“教育制度”、“改革官制”、“延见小臣”三方面，不难看出这正是康有为变法方略所首先强调的内容，所选诏书尽管表面上在颂扬光绪，但由于解释了光绪实行的是康有为的政略，所以它实际上强调了康有为的权威性，同时也为康有为作了辩护。
康有为的权威地位通过叙述他与新政的关系还有更加具体详尽的交代。《戊戌政变记》第一篇《变法实情》第一章《康有为嚮用始末》就用来说明康有为与戊戌新政的关系，此文开宗明义把康有为定位成“法家拂士”，接着就解释他的“辅弼”作用。他首先用间接的方式，通过光绪帝师傅翁同龢起作用，“翁者皇上二十年之师傅，最见信用者也。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启沃皇上。于是皇上毅然有改革之志矣。”胶州湾事件后，康有为又一次上书，后有翁同龢“面荐于上，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皇帝“自此倾心嚮用（康有为）矣”。康有为立刻发挥了作用：“上命康有为具折上言，（戊戌）正月初八日，康有为上疏统筹全局。并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考》，并进英人李提摩太所译《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及《列国岁记政要》诸书。上置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日读康书，知之更深。”遂“决计变法，开制度局而议其宜，选康有为任之，乃于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二十五日下诏命康有为预备召见，二十八日遂召见于颐和园之仁寿殿”。按照该书的说法，此事“实为改革之起点”。这时翁同龢已经被西太后罢官回乡，但是召见后，皇上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行走，并许其专折奏事，所以他的上言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康有为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实施，因为“西太后与大臣忌康已甚”。不过，对于皇帝的影响却日益深刻。“皇上……不敢多召见，有所询问，惟命总署大臣传旨，康则具折陈奏而已。而康有为所以启沃圣心，毗赞维新者，则尤在著书进呈之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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