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广阔范围内也有传播。在湖南这个维新的要区，康的思想不仅得到传播，而且发挥着指导维新的作用。在耗费大量篇幅刊登了梁致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后，梁启超强调，“此书即为湖南办事之起点，后此湖南一切事，皆依此书次第行之”。而在全书其他地方，也着意说明康有为的学说有众多的服膺者。（注：比如，《谭嗣同传》中把谭嗣同说成康有为的学生。这一点已经有人指出，见张德钧《梁启超纪谭嗣同事失实辨》，《文史》第1辑，第81-85页。）除了说明康有为的领袖地位之外，此文也意在说明此处维新派力量雄厚，可以用来帮助成就维新事业。而《上大隈重信书》中这样说明中国有维新的希望：“然启超窃自揣之，敝国故非无可为者也。上之则有皇上之英明仁厚……苟有可以安国家，利生民者，知之无不行，行之无不力……此敝国君权之可用也。下之则数年以来，风气大开，各省学会、学校、新闻杂志，纷纷并起，少年之人，志盛气锐，爱国心切，而无一毫自尊自大之习，咸自琢磨，议求专门之学，以备国家之用。计湖南广东两省，此类之志士，其数不下三四万人……此敝国民气之可用也。”观此可以了解“湖南广东情形”被辟为专章的原因。
在与守旧势力的比较之中，康有为思想的价值得到了肯定。《戊戌政变记》第三篇第一章《政变之总原因》指出守旧派盈庭皆是，手握政柄形成对立，但这个局面正好说明了康的大变，全变的方略是正确的，这也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反复强调的。（注：梁启超：《政变原因答客难》，《戊戌政变记》，第85页。）
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历史地位通过联系改革的历史发展阶段得到了进一步说明。《新政诏书恭跋》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国是诏后的按语（注：《新政诏书恭跋》，《戊戌政变记》，第21-22页。）用进化的观点将鸦片战争以来的变革运动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加以考察，肯定了戊戌变法的进步性与合理性，但关键之处是把康有为与前辈的改革者相提并论，并且凭借时代和思想的双重优势将他置于历史的最高一级阶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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