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梁氏的叙述中初步看出，他从思想的性质、影响的范围、影响形成的过程等几个方面来说明康有为思想的权威性。《戊戌政变记》对变法本末的陈述同样是康梁游说活动的直接组成部分。在描述戊戌新政的起始、内容和过程中，梁启超为使日本政府相信，若要帮助光绪皇帝复辟，推行康有为的变法方略是目前惟一有效的选择，有意无意中强调了康有为对变法的巨大影响。维新变法的来龙去脉加上前述的政变的前因后果，梁启超事实上也构造了一个维新变法的宏观叙述框架。依据此框架，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惟一的领袖，他的思想和行动成为变法运动得以产生和实现的最重要因素，变法的失败则是由于反对者势力太大，但是康有为还是在皇帝的支持下推行了勇敢却有限的新政。（注：梁启超在写这些内容时并非空无依傍，从其雷同的字句和相同的叙述角度不难看出，这部分内容主要来自康有为的自传《我史》，后者刚刚于1899年1月完稿。见《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5-45页。）
梁启超所建立的以康有为为中心的维新变法的宏观叙述结构对于戊戌变法史研究有重大的贡献。但是这个叙述结构并不完全符合史实。康有为确是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但是把康有为的活动等同于维新变法运动，以康有为为惟一进步的力量，并仅从康有为的角度来描述整个维新运动并不正确。梁启超本人晚年就承认《戊戌政变记》的记载有将真迹放大之处。（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1页。）这个夸大之处应该包括将康有为的作用夸大。当时可以进行变法的力量也不止康梁一派，即使梁启超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清议报》第9册梁启超所写的《尊皇论》中说，中国当前有三种“谋保全之策”，“甲说曰：望西后荣禄刚毅等，他日或能变法，则中国可保全也。乙说曰：望各省督抚有能变法之人，或此辈入政府，则中国可保全也。丙说曰：望民间有革命之军起，效美法之国体以独立，则中国可保全也。”因此对于时人而言，中国当时除康梁之外至少还有“西后荣禄、各省督抚、民间革命军”这三派势力可以变法。并且对康梁自己而言，以康有为为中心进行变法维新还只是一个未实现的梦想，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也不讳言康有为只是在思想上影响新政，他自己并没有正式进入最高的决策层。（注：虽然有研究者根据故宫博物院所藏《杰士上书汇录》揭示了康有为对戊戌变法的重要影响（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但是康有为确实没有进入清廷最高的决策层。“制度局之议……至六月始议上，然不过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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