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四日裁撤冗员上谕跋云：“谨案本朝官虽极多，然任事者皆同虚设。故冗员咸议宜裁。康有为旧日上书亦言之。时大开言路……言裁冗官者极多，而前太仆少卿岑春煊言之尤切直。上遂意决。康有为改官制之议，本拟分别官差，以官为虚爵，以差任职事，实欲留此虚爵，以为转官之地也。而皇上恶冗旧之臣已极，故赫然裁之。亦可谓勇猛明决矣。”六月十一日各衙门删改则例上谕跋：“谨案，变法必须从本原变起，斟酌中外，草定法令。勒定各衙门治事详细规则，此本原中之本原也。康有为曾屡上折请开制度局……然以皇上无权不能行也……自是李端棻言之，故有删改则例之谕，盖制于西后，未敢开局大修法制，先借是为嚆矢耳。”这一章共列举了60道诏书，大多数都是为了说明皇帝赞同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戊戌政变记》，第43、37页。）
但是，康有为思想的权威不仅来自皇帝的肯定，也源于他对维新事业的实际影响。《戊戌政变记》第一章着重介绍了光绪二十三年以后的事情，因为“我皇上发愤图强，力行新政”是从胶州湾事件后才开始的，康有为被启用也在此后，从甲午到胶变之前是一空白，所以有必要对此补充介绍。这就有了附录一《改革起原》。该文的叙述从甲午战争开始，因“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接下去以康有为的事迹为线索介绍改革的起原。首先提到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其次全文披露了康有为“言变法下手之言”的《上清帝书》。然后说到了《万国公报》与强学会等事件中康有为的作用。（注：《戊戌政变记》，第113-129页。）《康有为嚮用始末》与《改革起原》两文显然出自同一机杼，都以康有为的行状为基本线索，但是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不仅避免重复，而且相互照应（正文第一章对光绪二十一年五月的上书只是轻轻带过，而在《改革起原》中就详细地予以介绍）。结果是，从1895年至1898年，从变法的起原到变法的实现，两文连缀成了以康有为为主线的变法运动史。
《戊戌政变记》九卷本附录第二章《湖南广东情形》以同一思路对康有为与变法运动的关系作了补充说明，强调康有为的思想在北京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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