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细端末节准行而已，余仍驳斥，皇上无如之何。盖皇上因西后之恶康故，故欲借廷臣之议以行之，所以屡次发议也。而廷臣亦知皇上之无权，故敢于屡次驳斥也。”“西后与大臣忌康既甚，皇上深知之，不敢多召见，有所询问，惟命总署大臣传旨，康则具折陈奏而已。而康有为所以启沃圣心，毗赞维新者，则尤在著书进呈之一事。”《戊戌政变记》，第19页。）根据近人的研究，变法维新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主张变法的*派别并不止康梁一家。甲午战争惨败之后，中国必须进行变革已经成为当时各阶层的共识，由此而催生出各种主张变法的*集团和派别。一方面地方士绅基于爱国之情而通过传统的乡土和师承等关系组织维新团体，要求进行改革，这方面除了我们熟知的康梁维新派，至少还有江浙和湖南士绅。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也发生了裂变，开始了新的一轮分化组合和升降沉浮。一批地方督抚开始主张变法，其中南方的张之洞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增强，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集团。而李鸿章的北洋集团开始分裂，具有维新思想的严复、袁世凯等中层官僚谋求在新环境下实现自己的变法主张。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如光绪皇帝、翁同龢、盛宣怀等也开始严肃地思考变法的问题。而且他们的变法思想各有特色。这些都说明，维新变法是当时全国各主要阶层普遍的愿望，而不是康有为一人的孤忠闳识。（注：《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第223-304页。）
对康有为梁启超所推行的戊戌新政的分析表明，当时主导变法的力量也非仅康梁一派。康有为强调了其思想对戊戌年新政的决定性影响，宣称1898年新政是因为他伏阙上书请求变法，得到了光绪的赏识和嚮用，促使皇帝下定决心按照他的思路和方略进行变法。康有为的上书是实，他对变法的作用也不容否定。但是康有为新政的实现并不像他讲的那么简单。1898年新政的产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年春天光绪首先表明了变法的姿态，之后除了康有为之外，清廷的中层官僚有多人都提出了变法的方案，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袁世凯、严复、伍廷芳的建议，造成了变法的声势。恭亲王之死使得光绪皇帝去除了束缚，他说服太后同意实行变法，并且与太后就变法的人事安排达成了共识，最终开始了变法。康有为的上书适逢其会，得到了光绪一定程度的赞同和支持，对变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是变法的主导因素。（注：《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第523-557页。）
至于新政的政策与康有为*方略的关系，康有为确实对新政诏书有相当的影响，但是清廷的政策并不是康有为个人观念的简单复写，主要体现的还是清政府和上层统治者的意志。比如，新政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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