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康既呈所著书，皇上览观，恍然于变法之条理次序。既乃辑法兰西革命记，波兰灭亡记等书，极言守旧不变，压制其民，必致亡国。其言哀痛迫切，皇上大为感动，故改革之行加勇决焉。康所陈改革，大纲节目，多详于著书之中，外人不知之。”“至七月，特擢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四品卿，参预新政，盖因杨锐刘光第皆保国会会员，且由陈宝箴奏荐，林旭则康之弟子，而谭嗣同为康所最亲信之人也。皇上因西太后及大臣疑忌，不敢用康，而特擢此四人，其用心之苦，有非外人所能知者，自此皇上有所询问于康，则命四卿传旨。康有所陈奏，亦由四卿密陈，不复由总署大臣矣。”直到政变发生，康有为的功业才告一段落。（注：以上的引文均见《戊戌政变记》第一卷第一章，第1-20页。）
从这些内容可以得知，康有为在新政中是“启沃圣心，毗赞维新”的帝师。所谓康有为的“嚮用”，就是这一地位的确立过程，具体表现为皇帝对康有为由陌生到知晓到信任的历史。不过，帝师的名誉和地位并非最重要，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历次上书中的“大变全变”的新政方略和“统筹全局，以图变法，御门誓众，以定国是，开局亲临，以定制度”的变法措施深刻地影响了最高决策者，从而影响了全国的政局。至于这种影响的程度，本书也在多处地方予以说明。比较明显的是上引的“康有为所以启活圣心，毗赞维新者，则尤在著书进呈之一事……皇上大为感动，故改革之行加勇决焉”等处。（注：能够说明这一点的还有以下的例子。第二章《新政诏书恭跋》开篇申明主旨时说：“皇上虽上制于西后，下壅于大臣，不能有其权，不能行其志，然自四月二十三日以来，三月之间，所行新政，涣汗大号，实有足惊者。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记之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也，我国凡百政务，皆以诏书为凭……今特取邸报之明谕有关新政者，揭载于下，逐条加以跋语，而廷寄犹未能备载焉。虽然，观于此，而我皇上之英明仁厚勇决，亦可以略窥一斑矣。”这里明言本篇的主旨是颂扬光绪皇帝。但是，通读全篇，康梁称赞的还是自己的改革措施和方略，而光绪的“英明仁厚勇决”圣德，其具体内容是指采用了康梁的变法主张。谨举两例。《新政诏书恭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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