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所构建的戊戌变法史的宏观叙述框架并非一无是处，它从康梁的角度考察整个维新运动的面貌，为后人保存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和线索，是研究者探骊得珠的绝佳途径。但一方面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观点也充斥着党派之争与门户之见，甚至有为了*利害而篡改史实之处；另一方面康梁虽然身处局中，却也有一些信息他们当时无法了解，因此他们的叙述中出现一些偏差和错漏也是难免的。（注：比如现在的研究者能够利用《日本外交文书》和故宫博物院藏的档案等史料，这都是康梁当时所不能想象的。）这也是我们难以为贤者讳的。

不过新政本末的内容以及《戊戌政变记》全书的迅速刊行也是时势催迫的结果，因为康有为在日本的处境已经变得艰难了。

戊戌政变发生后，日本和英国分别援救了康梁。出于长期利用的考虑，日本同意暂时接受康梁赴日避难。（注：是否接受康有为到日本是日本人当时考虑的一个问题，据《康南海自编年谱》，日本人请康东渡。而根据《近卫笃麿日记》，日本实际是接受康的要求才同意其入境，而且还有保留条件，即康不能在日停留过长时间。见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的问题》，《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89年11月。）英日的援救使康梁产生错觉，以为可以利用英日的联合干涉，迫使西太后还政于光绪。日本虽然支持维新事业，但其出发点是维护和强化在华利益，并不会因一二流亡者而冒破坏中日关系的风险。面对清廷的变故，它持的是务实的立场，与清廷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也没有中断与南方督抚的友好关系。相反，由于政变后亲俄派在中央得势，这种友好的关系有加速发展的势头。张之洞不仅派遣军官到日本考察军事，观看演习，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还陆续聘请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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