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主要局限在工具理性层面，就道德和社会价值观来说，传统的日本思想并没有单独对梁构成重要的影响，与梁启超思想中的西学因素和传统因素相比，日本因素只是“将梁思想背景中本已存在的某些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成分结合起来，并得以加强”（注：〔美〕张灏著、崔志海等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105页。按：有关美国学者李文森和张灏的梁启超思想研究可参见拙文《评海外三部梁启超思想研究专著》，《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与张灏淡化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不同，另一位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则将日本因素作为梁氏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加以重视，在所著《梁启超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一书的第3章专门考察明治日本对梁氏思想的影响，认为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是经过梁氏重新阐释之后的传统儒家思想、明治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的一个混合体。（注：详见Philip C.H uang,Liang Ch""ich""ao and M odern Chinese Liberalism(Seattle and London：U niversity of W ashington Press,1972),pp.36-67.）
就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关系的研究而言，由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于1993-1996年主持的“梁启超研究——关于他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过程”的研究班，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注：有关狭间直树教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贡献详见（日）石川祯浩著、黄自进译《狭间直树先生》，（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5期，1998年3月。）在该研究班的推动之下，国际学界围绕这一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先后在欧美分别举办两次相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5年，由曾经作为该研究班成员的巴斯蒂(M arianne BastidBruguiere）教授主持在法国举办了一次“欧洲思想与20世纪初年中国的精英文化”研讨会。（注：有关这次学术会议和论文的简要内容，见黄克武《欧洲思想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精英文化研讨会》，（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1期，1996年3月。）此次会议虽然以1900年至1920年间欧洲思想如何进入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为主题，但由于这一时期中国人接受欧洲思想，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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