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背景》所做的这一工作，不但表明作者对日本历史尤其明治日本思想史有很深的造诣，并且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是很有裨益的。例如，《东学背景》对明治日本思想的溯源和特征的考察，就有助于我们弄清梁启超在接受西学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变异到底是他个人独立思考的结果，还是由于明治日本思想家的过滤，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对于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一文中将穆勒《自由论》中一再讨论的“社会”与“个人”对立的问题转变成“政府”与“人民”的对立问题，从而抽去穆勒《自由论》中限制社会暴虐、确保个人自由的主题，黄宗智在研究中最先发现，并认为这一曲解主要出于梁对国家主义的关怀，同时也是因为受了明治日本思想家加藤弘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注：Philip C.H uang,Liang Ch""ich""aoand M odem Chinese Liberalism,pp.72-77.）而《东学背景》在追溯明治日本西学知识的来源时，则根据日本学者土屋英雄的研究，发现梁启超的这一曲解实际上另有所源，其始作俑者为中村正直，他在明治5年(1872)将穆勒《自由论》翻译成日文著作《自由之理》时，便将“个人”(individual)译成“人民”，将“社会”(society)译成“政府”。再如，《东学背景》在追溯“东学”的西学来源时还发现，明治日本在输入德国*学家伯伦知理国家学理论时也有所曲解，他们有意淡化伯伦知理国家学说中反对君主专制统治、主张建立近代国民国家等带有进步性的内容，将其主张国家至上的保守性一面加以发扬和利用，以为明治政府建立一个国权优于民权的国家服务。明治日本所做的这一取舍，结果反过来又影响了梁启超对伯伦知理思想的摄取，致使梁将国家至上的干涉主义思想奉为圭臬。同样，在接受卢梭的自由观上，由于受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过滤，梁启超也将自由的最终目标放在“向上以求宪法”、“排外以伸国权”上。《东学背景》所揭示的梁启超在摄取西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与明治日本的相似性，虽然不能完全断定都是因为受后者影响的结果，可能与中日两国相似或相近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们无疑为我们解释梁启超启蒙思想的特性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

此外，《东学背景》所勾勒的明治日本思想文化的复杂图景，对于我们理解20世纪初年梁启超言论的多变和自相矛盾，也不无帮助。从作者所勾勒的明治日本思想图景中，我们可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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