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同许多优秀的史学著作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一样，《东学背景》也有它的不足之处。第一，《东学背景》虽然较为尊重前人的研究，对他所参考过并认为有价值的相关成果，都做了脚注，但遗憾的是未能对其所探讨的问题进行很好的学术回顾和总结。如前所述，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的关系，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最多，也最有深度，倘若作者以日本学界为中心，同时兼顾欧美和中国学者的研究，对以往的成果做一系统的清理，不但更符合学术要求，而且还可以使作者所做的研究更为有的放矢；并且，作者也是最有资格做这项工作的学人之一。其次，梁启超受日本思想界的影响极为广泛，涉及*、经济、学术、文学、史学、宗教等众多领域；从时间跨度来说，日本思想界对梁启超的影响虽然以他流亡日本初期为最大，但又不只限于这一时期，事实上直至梁启超晚年的一些著作，也有日本的思想资源。如此繁富的内容，显然不是《东学背景》一书所能覆盖，并且我们也不能做此要求，但《东学背景》既然取名为“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似有必要对本书所要探讨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纬度和经度加以限定，并做适当的说明；否则，也易贻人口实（注：按：日本学者野村浩一在为《东学背景》所写的“序”中，实际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相应于梁启超这种多面性的思想家来说，此书的主题本身以及研究课题当然也是广泛的。从这种观点来看，有关此书主题还有不少尚待挖掘的地方。”）再者，在如何看待和估价梁启超启蒙思想中的日本思想资源上，《东学背景》也有可议之处。鉴于这是研究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关系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笔者属意留待下文专门讨论。自然，下文的讨论也就不全针对《东学背景》，希请各位读者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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