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地看到，作为梁启超启蒙思想背景的“东学”，实际上是由不同的思想光谱组成的。在这些思想光谱中，既有近代西洋思想，也有传统儒学资源；而在近代西洋思想中，又有英吉利功利主义学派、法兰西自由主义学派和德意志国家主义学派之分；从对摄取西洋思想的态度来说，则有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突出中西文化之差异的“脱亚入欧”论，也有以中村正直为代表的强调中西道德同构的“东西文明融合”论。明乎此，我们对当年梁启超在积极将明治日本思想介绍到国内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言论上的矛盾，也就不必过于惊讶或做一些无端臆测了。
《东学背景》的第三个值得称道的显著特点，是“忠实于资料”的精神。思想史研究最忌不读原典，断章取义，投机取巧，作无稽之谈。《东学背景》虽然吸收了前人尤其是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但其研究则无不建立在大量阅读原典、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其对染启超文章与日文著作所进行的对勘比较研究，自不待言，即使对明治日本思想的梳理，作者也阅读和引用了不少日文原典。为说明作者在收集资料上的用功之深，以及这种基于资料基础上的研究对推进学术的贡献，兹举一例。对于发表在1899年4月10日至10月25日横滨《清议报》上的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法国巴斯蒂和日本狭间直树教授都专门发表过文章，他们的共同结论是1899年6月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德国*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并非梁启超所译，1903年10月发表在《新民丛报》第38-39号上署名梁启超的文章《*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其实也非梁氏本人的作品，它们都是抄袭了1899年12月日本东京出版的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学》。但《东学背景》并不囿于前两位教授的研究，为弄清梁启超所译德国*学家伯伦知理《国家论》出自何部日译著作，作者广泛搜集不同版本，发现在1899年4月10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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