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专门探讨梁启超与日本关系的学者来说，将研究重点放在日本方面，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合理的，但倘若在论证或表述过程中将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完全归诸日本因素，不对其他因素予以适当的关照，这就将梁启超的思想简单化了，并且其所建立的关于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日本之间的那种单向度的紧密关系也很难令人信服。就此来说，《东学背景》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

再者，在处理梁启超启蒙思想与日本关系问题上，《东学背景》和其他一些学者采用近似“学案体”的方法，将梁启超思想与某一日本思想家或著作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亦须谨慎为之。事实上，对于如饥似渴汲取新知识的梁启超来说，其思想不可能只简单地受某一具体思想家或某部著作的影响。以梁启超与福泽谕吉的思想关系来说，后者无疑在文明论方面对前者产生过影响，但同时正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指出的那样，文明论是当时日本思想界和舆论界的一个共同话题，梁所置身的世纪之交的日本已不再是福泽谕吉《劝学篇》和《文明论之概略》所标榜的“文明之精神”时代，而是早已经过加藤弘之、陆羯南、德富苏峰等“社会进化论”、“国民主义”、“国权主义”、“帝国主义论”等各种理论和学说过滤的时代，因此，对梁启超的文明论产生影响的，自然不限于福泽谕吉一人，并且，梁启超的文明论自然还会与福泽谕吉有所区别。（注：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第95-119页。）同时，《东学背景》在探讨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启蒙思想关系时，只讲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方面对梁启超的影响，又会存在可能忽视梁启超在其他方面也受过福泽谕吉影响的危险。这在作者讨论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等人与梁启超思想关系的时候，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再如，《东学背景》和一些日本学者都注意到梁启超20世纪初所写的一系列介绍近代西方思想家和学说的论文，大多以中江兆民《理学沿革史》为蓝本，但将梁启超此类文章都归诸《理学沿革史》，可能又会忽略其他日文著作的影响。至少在《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明确表示该文的写作除了参考中江兆民的《理学沿革史》之外，另参考了陆奥宗光译《利学正宗》、边沁原著Theory of Legislation、纲岛荣一郎著《西洋伦理学史》和《主乐派之伦理说》、山边知春译《伦理学说批判》、竹内楠三著《伦理学》、田中泰磨译《西洋哲学者略传》、杉山藤次郎著《泰西*学者列传》、小野梓著《国宪泛论》、冈村司著《法学通论》和有贺长雄著《政体论》。（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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