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启蒙思想曾受惠于明治日本，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对于如何看待和评价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学术界迄今未予重视，展开讨论，基本上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之下。

笔者以为，就如何看待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这个问题来说，首先须处理好日本因素与其他思想资源的关系。在梁启超思想研究中，学术界长期以来重视西学因素和中国传统因素，以及两者在梁启超思想中的紧张感，比较忽视日本因素，的确有其局限性。但有些学者走向另一极端，只讲日本因素，同样也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无助于对梁启超思想的全面把握。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头10年里，明治日本固然是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绝非惟一的来源，同时也有中国传统思想因素和梁氏通过明治日本之外所获得的有关西学知识，诸如19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和有关报刊杂志所介绍的西学知识，严译西学名著，以及梁启超本人亲自游历美洲、澳洲、香港和台湾等地的观感，康有为、黄遵宪等师友的影响，等等。此外，其他一些非思想因素，尤其是国际和中国国内*局势的演变，也对梁启超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日本关系时所应注意的。以20世纪初的梁启超新民说理论来说，虽然如《东学背景》和其他学者所说，是受了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日本思想家和著作的影响，但将梁启超的新民说完全归诸明治日本思想影响的结果，未免失主简单。众所周知，“新民”是戊戌时期即已提出的一个口号，其中又以严复的阐述最为透彻。而严复当时提倡“新民”说，迄今没有资料表明是受了日本思想家的影响，其理论根据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此外，当时西方人士对中国民族性的讨论也唤醒了戊戌维新思想家们对“新民”重要性的认识。（注：有关戊戌时期新民思想产生的背景及有关维新派对国民性的反思请参见拙文《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先声——论戊戌维新派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戊戌时期梁启超虽然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活动，但对“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也是完全认同的，他本人在发表《变法通议》之后，就曾有意“集天下通人宏著，有当于新民之义者为一编”，批评社会上的通人魁儒对新民之道“熟视无睹，有若可删”。（注：《经世文新编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7页。有关梁氏新民思想的演变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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