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47页。）梁氏所列的参考书可能有标榜的成分，但他所写的文章和思想不只受某一日本思想家或日文著作的影响，却可能是真实的，值得认真对待。并且，除了受日本思想家和日文著作的影响之外，梁日常所接触的明治日本社会及其风尚，也必然给他的思想以重大的影响。例如当时的日文报刊杂志，便是梁启超吸取相关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梁在1899年12月所写的《汗漫录》中就提到他初到日本，通过阅读报纸，接触了解日本的情景，自谓“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86页。）后来，他在所写的《双涛阁日记》里，也将“读报纸”列入他每天的功课之一。（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九，第2-40页。）此外，梁在文章中也常提到明治日本社会风尚对他的影响，他后来曾这样描述对日本社会风尚的感受：“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肮脏躐蹋，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注：吴其昌：《先师梁任公别录拾遗》，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36辑，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因此，在考察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加藤弘之等日本思想家及其著作与梁启超启蒙思想之间关系的同时，适当关照日本思想界其他一些人物和著作乃至当时日文报刊杂志以及当时日本社会和风尚对梁氏思想的交叉影响，这不但会使梁启超启蒙思想与日本关系的研究更有立体感，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弄清梁启超启蒙思想的真正来源，或许还会有新的意外发现。
需要指出的是，对梁启超受众多明治日本思想家和明治日本社会风尚的交叉影响，《东学背景》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在考察某一日本思想家或著作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时，作者常常提醒梁启超同时也受到其他日本思想家或著作的影响，但惜乎未做具体分析。
在考察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将梁启超视为明治日本思想的简单的抄袭者或被动的接受者，还是将他看做一位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思想家。有些学者在考察梁启超思想与日本的关系时，由于片面强调日本因素，忽视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其他思想资源，往往单向考察明治日本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将梁视为一个简单的被动的受体，而比较忽视反向考察梁启超作为一名思想家所做的主体性选择和创造。狭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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