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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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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6: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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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松尾洋二的研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大量西洋人物史传，诸如《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等，虽然几乎是相关日文著作的翻译，但这些史传在经梁的翻译和加工之后，“简直就成为一部思想性著作”（注：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第278页。）。根据台湾学者黄克武的研究，梁启超笔下的康德虽然以中江兆民所译法国学者富耶(Alfred Fouillee)的《理学沿革史》为蓝本，但也非后者的简单复述，不但译介的内容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而且还充满梁个人所做的阐释，既有康德、富耶、中江兆民等人的影子，也有佛学、儒学等思想因素，呈现出各种理念交杂、互释的景象。（注：详见黄克武《梁启超与康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12月，第101-146页。）根据大陆学者蒋俊的研究，梁启超的《新史学》虽然受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影响，但同时也非简单地摘取其中的某些观点或*1译个别章节，而是着重于融会、改造和创新，进而为外来理论的中国化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辟出一条蹊径。（注：详见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不但如此，即使对文章中出现的一些日语词汇或术语，梁也有所鉴别、批判和创新。例如为避免日语“经济”(Political Econom y)一词与中国传统典籍中“经世济民”、“经世济俗”含义相混淆，梁在文章中便曾以“富国学”、“资生学”、“理财学”、“平准学”、“生计学”等取代日语中的“经济”一词（注：参见〔德〕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201页。按：在流亡日本期间所写的文章中，梁启超偶尔也使用日语“经济”一词，但为避免与传统典籍中的“经济”一词含义混淆而产生误解，在使用时有时加了注释。）；梁在文章中采用日语“论理学”(Logic)一词，则是他在比较中国旧译“辨学”和严译“名学”的优劣之后所做的一个择善而从的选择（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3页。）；梁文章中所用的“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一词，系他在综合日译和西文原意基础上所做的一个小小的创新，梁曾解释道：“此派之学说，日本或译为功利派或译为利用派；西文原意则利益之义也。吾今隐木括本派之梗概定为今名。”（注：《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30页。）至于梁文章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表述，又是他对社会学术语中日译“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和严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做的一个综合（注：《自由书·放弃自由之罪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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