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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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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6: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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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教授在研究中似乎就持前一观点，他曾在《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的日文本的序言中这样强调：“在此，我想提及的是，与其说是梁启超以自己的方式主动摄取明治时期形成的日本文化，倒不如说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培养’了梁启超。”笔者以为，将梁启超说成明治日本思想的被动受体或抄袭者，这是对梁启超思想的进一步简单化，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这一研究的思想和学术意义。事实上，梁启超本人的文章和一些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作为一名启蒙宣传家和思想家，他在摄取日本明治思想过程中，无论是抄袭，还是客观的介绍，都是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和需要，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以及知识背景加以取舍，甚至进行刻意的修改和创造性的阐发。例如，尽管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德国*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论》系抄袭平田的《国家论》或吾妻的《国家学》，但在抄袭过程中梁却对译本做了大量的取舍：对日译本中中国人可能不感兴趣的有关叙述欧洲立宪制度演变历史的第3卷第4章和第4卷第3章以及第5卷《国家与教会》删去未译；对日译本中第2卷《国民与国土》有关民族与国民、国民与社会部分的内容，也由于梁当时认为“Nation”（族民）与“Volk”（国民）的区别没有意义，反而会引起混乱而被删去；同时因为当时梁在政体选择上尚犹豫不决，因而有关对君主立宪制和代议共和制的分析也被删去；而在1903年梁启超*态度发生变化后，许多被删去的内容又在他发表的《*学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重新补上。（注：详见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按：巴斯蒂教授所做的这一研究，实际上否定了她在论文中提出的梁启超在摄取明治日本思想中只是“不折不扣抄袭”或“丝毫没有他的个人创见”的观点。另，《东学背景》对梁启超所译《国家论》对日译著作的取舍及其原因，也在巴斯蒂教授研究的基础上，做了更为详尽的分析，详见该书第234-268页。）又如梁所翻译的明治日本*小说在当时的日本已经过时，它们的意义主要是为梁提供了一种新的宣传工具；并且，在翻译日人柴四郎《佳人奇遇》时，梁除了在康有为的压力之下，将小说中体现反清思想的文字删去之外，还基于自己的*立场，对其中宣传大日本侵略主义思想和有辱中国的文字做了重大的修改。（注：详见王宠志《“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梁启超和晚清*小说的翻译及创作》，《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26-129页。）再如，根据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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