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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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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6: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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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拙文《梁启超〈新民说〉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虽然梁当时所说的“新民”，与他流亡日本之后所讲的新民有不同内涵，但两者之间显然有着继承关系。并且，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民说理论，除了是戊戌时期“新民”主张的进一步发展之外，也即受严复和西方社会有机体论思想的影响外，其实与林毓生所说的中国传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维模式（注：详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也有直接的联系。中国传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维模式的显著特征，就是强调道德、人心在治理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中国传统所说的“修齐治平”、“人存政举”，便是这种传统思维模式的外在表现，它们与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人所提倡的学习西方文明之精神以及“一人独立，方能一国独立”的主张，分明有着相通之处。事实上，梁启超本人在宣传新民理论时，也明确将中国这一传统思想作为其理论根据之一。在《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一文中，梁便将《孟子》所说“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的古训作为其理论根据之一。而他所说的“新民”一词，则直接取于儒家经典《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警句。在他所著《新民说》的各篇文章中，梁除大量引用西方和日本的历史事例以及思想家的言论外，也常常从中国传统典籍中摘引相关言论或历史故事，以阐发他所提倡的新民理想的意义。例如在《新民说·论自尊》一文中，为宣传福泽谕吉“一人独立，方能一国独立”的思想，梁就援引了伊尹、孟子、庄子、杜甫等人的相关言论。所有这些事例，无不表明梁启超的新民说理论有着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再者，就非思想因素来说，20世纪初梁启超之所以热衷于新民说理论，又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密切关系。戊戌政变后，自上而下的改革遭到失败，梁成为一名纯粹的启蒙宣传家，新民理论自然也就成了最好的宣传主题，正如梁本人在1903年为他宣传新民说所做的辩护中所说：“吾以为新闻记者之责任，其必在于新民也已。”（注：《答飞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43页。）我们看到，随着梁启超的兴趣重新转向实际*活动，在1903年游美归来之后，他对宣传新民理论的热情便大为减弱，到1906年立宪运动开始后，便完全放弃新民理论的宣传，在《新民丛报》第72号（1906年1月）发表《论民气》一文之后，终止了《新民说》的写作。笔者以为，日本因素在梁启超新民说理论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强化了梁启超原有的新民思想；二是为梁启超所要塑造的“新民”形象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资料，如果没有“东学”背景，梁氏当时要写出那部脍炙人口的《新民说》是难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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