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四月，据派驻朝鲜领事唐绍仪电称，英、俄、德、法、美、义、奥、日本诸国均认朝鲜自主，或派三等使臣驻扎汉城，或派领事兼理使事。朝鲜尤盼与中国定约、派使驻京，臣等复以朝鲜若坚求派使，可与商明遣四等公使，由臣衙门与议通商约章。六月十一日，复据唐绍仪电，称朝鲜先派使臣，似与体制攸关，不若中国遣四等使臣前往酌议商约，以示朝廷恩遇旧藩至意，未便任令朝鲜遣使到京索约等语。臣等查朝鲜国土与我奉吉两省水陆毗连，商民来往交涉甚繁，既准令自主，自应按照公法遣使订约，以广怀柔之量而联车辅之情。谨将中外臣工保荐使才人员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伏候简派四等使臣一员，领赍国书，前往定约。（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册，第5133-5134页。在该清单中共有16人：直隶候补道徐建寅、湖南盐法道黄遵宪、安徽按察使徐寿朋、江苏候补道杨兆鋆、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钧、江苏苏松太道（即上海道）蔡钧、翰林院编修曾广钧、江标、王同愈、降用内阁学士陈宝琛、北洋存记道梁诚、北洋委用道傅云龙、候选道孙宝琦、江宁布政使袁昶、翰林院侍讲黄绍箕、翰林院编修张亨嘉、翰林院庶吉士寿富。） 

如果细心观察，总理衙门的这一奏折与光绪帝8月5日的旨意有很大的差别。虽然该折也同意“自应按公法遣使订约”，但基本精神是强调“朝廷恩遇旧藩”，因而派出的只是“四等使”，只不过该四等使“领赍国书”而已。与该折同时上呈的，还有唐绍仪的电报，内容是韩国询问清朝何时派使来韩（注：唐绍仪的电报称：“朝廷派专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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