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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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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7: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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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中国商允。本署告以已派总领事唐驻韩，奉有训条，韩愿订商约，尽可就近与议，由唐转禀，核准具奏，请旨遵行。韩本属邦，派使不便接待。日本与韩国平等，何得代请。矢野谓，将此意电复本国政府转告韩等语。韩如来商，希与妥议通商章程，并止派使。”（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36页下。）总理衙门的这一电报次日上呈于光绪帝（注：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然而，总理衙门似乎并未看清楚唐绍仪在韩国的地位与能量。从现有的汉文材料来看，唐绍仪在这个昔日藩属国中似乎并无大的影响力。让唐与韩商议条约并阻止韩派使来京，总理衙门的这一指示实际上难以实现。唐绍仪为此发一长电，说明因日俄驻韩使节“簸弄”，韩不愿与唐商谈“通商章程”，而要求签订一“条约”。在电报中唐表示了此事的难度，要求总理衙门给予新的指示（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37页上。按照当时的术语，“通商章程”包括海关税则以及相应商务人员、事务等方面的规定，不包括两国*关系。）。7月，唐绍仪报告总理衙门，韩国外务部已托英国驻韩总领事朱尔典(J.N.Jordan)，致电英国驻北京公使窦讷乐(C.M.MacDonald)，请求出面协助中韩订约，并称英国公使不日将到总理衙门交涉此事（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39页上。在该电中，唐称：“俄、倭、英先后代韩请约，非为保护中韩交涉商务起见，殊有关各西国在亚洲争强之患，倘华不与韩订约，恐日后另生枝节。”）。在此情况下，总理衙门终于同意韩国派使来北京商谈订约，但仍有很大的限制。在给唐绍仪的电报中称：“韩若再坚求派使，可与商明：遣四等公使，国书由署代递，无庸觐见，其通商约章，本署当与会议。”（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40页。）总理衙门此电于次日上呈于光绪帝（注：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由此可见，中韩订约遣使交涉中的最大难点是觐见的礼仪，总理衙门不愿韩国使节以西礼觐见，而到了此时，“西礼”已被认定为是平行之礼（注：前引权教授论文指出，总理衙门要求“遣四等公使，国书由署代递，无庸觐见”等项，是清朝政府企图保持“宗属体系”。此论似有误。当时清朝已不再是保持对朝鲜的宗属体系，而是不继续破坏其礼制。也就是说，当时清朝还不太明白国际之间的平等关系，不愿以“西礼”相待。）。
在中韩订约之前，清朝已与英、法、美、瑞典、挪威、俄、德、丹麦、比利时、荷兰、西班牙、意、奥、日、秘鲁、巴西、葡萄牙签订了条约，其中葡萄牙公使由澳门总督兼，丹麦使节由俄国公使代办，秘鲁和巴西此时未有驻华公使。派使在京的大部分是西方强国。清朝的外交经验是与列强的交涉，在形式与做法上极具被动性、应付性。如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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